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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擔保行業二十六載:從榮耀、亂象到革故鼎新

資訊 沈拙言 零壹財經 2019-11-15

關鍵詞:擔保行業亂象融資

發展零售擔保的意義重大,而且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環節。
十年前,全部各地隨處可見名稱后綴為“XX擔保”的公司。

這些“百姓身邊的機構”在隨后幾年中,絕大多數以違規銷售理財產品、發放高息貸款、“財富收割機”、連環爆雷等負面形象為人所知,多種令人窒息的操作讓整個行業逐漸污名化,把行業帶到崩潰的邊緣。

1993年國內出現第一家擔保公司,行業距今已有二十六年的發展歷程。這中間,涌現出多個值得被銘記、被反思、被警示的事件,從出生受政策扶持,到野蠻生長、亂象叢生,而后被監管整肅、洗牌,融資擔保行業亟需革故鼎新。

幾度過山車之下,不變的依舊是從業機構的生存難題。

監管肅清亂象、樹立行業規范,而解決“商業可持續性”問題還得依靠機構自身,從“對公擔保”到“零售擔保”業務轉型或將成為破局的關鍵。

亂象縮影

2014年7月,一家名為匯通融資擔保的公司門前,有投資者拉起了“還我血汗錢”的橫幅。

這家公司的高管疑似失聯跑路,身為彼時蜀中最大的擔保機構,擔保規模破百億,因違規操作無力代償,索性一跑了之,其惡劣的影響令川內風聲鶴唳、人人自危。

同年末,河北省內第二大擔保公司——河北融投,其擔保項目大面積違約,且沒有如約履行代償責任,違約金額數百億。危局之下,河北省國資委著手調整管理層、托管,而后數家金融機構公開上書省委要求河北融投履約,可即便是之后的三年內案件不斷進展,債權持有機構也沒有能夠將河北融投作為被執行人、無法處置反擔保物。

在那個時期,全國各省份都燃起了清理違規融資擔保機構的狼煙:四川12家擔保公司被注銷,23家需要整改;廣東境內30余家擔保公司退出市場;新疆查封近90家融資擔保公司;浙、蘇、豫、鄂等省份也有大量融資擔保公司被移交、被重組、被注銷。

這個誕生于1996年的行業,起步之初承載著特殊使命——在民營經濟大潮萌動的時期,做中小微企業和銀行機構之間的橋梁,解決中小微企業信用空白和信貸風險問題。

但隨后的發展中,因政策鼓勵下暴漲的機構數量魚龍混雜、“償一賠百”的畸形商業機制、部分機構造血無力的情況下劍走偏鋒違規放貸等原因,行業風險事件頻出,留給社會一個“騙局制造者”、“財富收割機”、“投資者的劊子手”的負面形象。

如今,監管力度不斷加碼,行業的規范治理已經走上正軌,亂象已漸行漸遠,但商業模式上的弊端導致的盈利無力問題依舊尚未解決,需要不停地去思考、去嘗試。

生來的使命很榮耀

什么是融資擔保??根據2017年國務院發布的《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中的定義,融資擔保是指為被擔保人借款、發行債券等債務融資提供擔保的行為。

但融資擔保這一名稱還要到2010年才能登上歷史舞臺,在此之前的17年中,一直以“擔保業”的名字經營業務。

1993年,在北京成立了一家彼時中國唯一一家經國家批準,主要從事信用擔保業務、兼營投資等業務的全國性非銀行商業機構——中國經濟技術投資擔保公司,于1994年3月正式投入運營。

當時的時代背景是大家耳熟能詳的“90年代下海潮”,民營經濟高速發展的大潮來臨。鄧小平南巡歸來,“不管黑貓白貓,能抓到耗子就是好貓”的鼓勵創業態度,令我國的市場經濟起步并在極短的時間內實現快速發展。

根據人社部當時的統計,1992年全年辭職下海著超過12萬人,不辭職卻投身商海(停薪留職、兼職)的人數超過1000萬,創業成為了那個時代最鮮明的烙印,民營經濟開始蓬勃發展。
無數家中小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但這些新出現的企業沒有信用歷史,往往也沒有足夠的抵押物獲得融資,無法獲得資金活水便無法盤活自身業務。銀行機構囿于風險考量,批貸嚴格,僵局之下需要一個橋梁來打通銀行機構與中小微企業之間的壁壘。

為了緩解這種融資難的局面,推動民營經濟的發展,中國人民銀行(下稱“央行”)于1998年發布《中小企業融資管理辦法》,要求在貸款企業沒有足額抵押物的情況下,必須通過第三方提供擔保,銀行才能向貸款企業發放貸款。

受政策東風與時代背景所衍生的市場需求的推動,擔保業以乘坐火箭的速度蓬勃發展,自央行發布管理辦法后的十年中,從業機構數量和規模都呈井噴之勢: 2008年底的統計數據顯示,當年全國已有擔保機構4247家,擔保余額7221億元,擔保機構數量為2000年的20倍,累計服務企業90.7萬戶,累計擔保額約1.75萬億元。

這十年內,大量民營擔保機構入場,與原有的由各地政府牽頭組建的政府性或政策性擔保機構共同發力。

該行業的監管部門也曾多次更易,從最早的央行到財政部、經貿委,再到發改委、工信部等,先后在不同時間段里牽頭起草相關文件,2009年確定由原銀監會牽頭,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商務部、央行、工商總局、國務院法制辦聯合組建“融資性擔保業務部級聯席會”,主管擔保行業。

2018年4月,銀保監會聯合發改委、工信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央行、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等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聯合制定了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責任余額計量辦法、資產比例管理辦法和銀行業金融機構與融資擔保公司業務合作指引四項配套制度,形成了“1+4”的完善監管體系。

畸形模式衍生亂象

2010年,擔保行業衍生出了“融資擔保”和“非融資擔保”兩個子行業:融資擔保行業受部級聯席會監管,需要在地方監管部門注冊登記并取得行政許可,但非融資擔保機構則沒有嚴格的準入管理,監管真空的情況下產生了諸多亂象。

融資擔保機構雖然有明確的監管,但因其高杠桿、高風險的特質,“償一賠百”的問題嚴重,部分融資擔保機構開始劍走偏鋒,走政策的擦邊球,以自有資金放貸賺取高額息費、超出自身能力范圍超額擔保等情況屢見不鮮。

同1998年央行發布規范提議的方式一樣,絕大多數融資擔保機構同銀行合作,為中小企業提供擔保,由銀行來放貸,融資擔保機構在其中收取貸款金額1%-3%的擔保費。

一旦出現借款企業逾期事件,融資擔保機構則需要率先將資金代償給銀行。上文曾提及,融資擔保機構面對的是信用相對空白的中小微企業,這種模式下信貸風險并非銀行機構承擔,而是轉嫁到融資擔保機構身上,為了3%左右的擔保費,需要承擔貸款金額100%的信貸風險。

一般模式下,承擔如此高的信貸風險,需要足夠高的杠桿率與業務規模才能覆蓋代償行為產生的虧損,進而產生盈利。

但授信額度的管理權在銀行機構手中,實力稍遜的民營融資擔保機構甚至都不能獲得銀行的授信,授信額度不可控的情況下則無法保證單筆業務收入,銀行如果不給這碗飯甚至某些機構的業務都無以為繼。那么提升自身擔保業務的數量呢?走薄利多銷路線是否可行?

冷冷的冰雨在懷揣著這個想法的機構臉上胡亂地拍。

因為自身風控能力不足且需承擔100%的信貸風險,走薄利多銷路線,一旦同時出現多筆代償,將對公司的資金流產生致命威脅,無數個融資擔保機構死于資金流枯竭。

所以即便是2017年國務院發布《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要求融資擔保機構不能超過10倍杠桿,現實情況則是受限于資金實力,5倍杠桿都較為少見。

根據中國融資擔保業協會公布的數據,截至2012年末,全行業的機構數高達8590家。銀保監會最新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一季度末,全國融資擔保法人機構僅剩5937家,6年來下降了45%。

缺乏資金實力的保障,也導致銀行機構對民營機構產生異樣看法,加之部分融資擔保機構為了盈利的惡劣行為,更使得行業整體蒙受污名,在與銀行機構的合作中處于絕對劣勢。銀行機構更鐘情于和政策性融資擔保機構合作,因為后者實力更為雄厚。

那么民營融資擔保機構怎么辦?

生存壓力還在,只能劍走偏鋒。

四川的匯通擔保與河北融投屬于無代償能力卻承接了過多擔保業務的,這類機構屢見不鮮。與此同時,房地產行業的貸款金額往往較大,部分民營融資擔保機構嗅到了其中的商機,一頭扎進了房地產行業。

房地產相關貸款金額較大不假,但一旦需要代償,所要承擔的風險也更大。

另一方面,融資擔保行業的角色定位是橋梁,部分機構在盈利乏力的情況下眼紅放貸的利息,于是自己下場扮演起了金融機構的角色——以自有資金放貸。沒有完善的商業體系和風控能力的支撐,等到的又是苦果。

非融資性擔保機構游離在主流監管體系之外,業務開展更為復雜,2010年前后幾乎所有寫字樓都有兩到三家“某某擔保”的公司,此外還有一些“掛著羊頭賣狗肉”的公司進行更多的類金融業務,致使行業名聲變差,合作機構畏而遠之。

也有部分融資擔保機構瞄準了融資端,以銷售理財產品為名,瘋狂吸納民間財富,進行赤裸裸的財富掠奪,在無力進行代償之后選擇跑路。

2012年2月,總部位于北京、廣州的中擔、華鼎、創富三家擔保公司先后爆發風險事件。事后發現,這三家在當地排名靠前的“領軍企業”一直違規操作,以投資理財為名改變了企業的貸款用途,最后資金鏈斷裂企業崩盤。

作為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中的明星企業,這幾家公司連接出事成為引爆擔保業危局的導火索之一。

有報道稱,河南安陽由于融資擔保機構進行理財產品的銷售而發生大面積風險事件,民間財富大量蒸發,致使區域經濟倒退。

群魔亂舞之下,中國融資擔保業規模從2013年開始增速明顯縮減。2014年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下滑加劇,從業機構數量與擔保規模都持續銳減。

中國融資擔保業協會的數據顯示,2015-2017年,融資擔保機構數量連續三年下降,累計減少1044家,但“馬太效應”逐步凸顯,注冊資本10億元以上規模機構逐年增加,三年累計增加64家。

先亂而后治

在我國現有金融體制和金融服務覆蓋尚不健全的情況下,中小微企業和擔保業唇齒相依,焦不離孟。擔保業是我國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在普惠金融深水區信息不對等的情況下,需要擔保業承擔橋梁作用。

融資擔保機構對普惠金融的作用不可忽視,故而在亂象頻生、行業洗牌之后,監管開始出手對這個行業進行宏觀調控和從嚴治理。

國務院在《關于促進融資擔保行業加快發展的意見》(國發〔2015〕43號文)中,明確強調:融資擔保是破解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的重要手段和關鍵環節,希望以此來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

該意見要求形成數量適中、結構合理、競爭有序、穩健運行的機構體系,完善銀擔合作模式,建立健全融資擔保業務風險分散機制,要求五年內達到小微企業和“三農”融資擔保在保戶數占比不低于60%的目標。

2017年10月1日,《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條例》正式實施,該文件作為行政法規,承擔更為權威的規范作用。同時國務院還頒布了包括《融資擔保責任余額計量辦法》在內的四個配套制度。

2019年2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有效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基金作用切實支持小微企業和“三農”發展的指導意見》。

政府性融資擔保機構在各項政策要求下回歸本源,服務小微企業和“三農”客群,也為民營性融資擔保機構作出表率。

此外,國務院也曾強調要按商業可持續、風險可防控原則,實現融資擔保業與信貸服務共同發展。民營融資擔保機構基于市場經濟發展,盈利自然是其生命之源,承擔政策使命的國有擔保機構也也應遵循收入覆蓋成本和風險原則,在保本微利基礎上可持續發展,而不是依賴政府補貼來維持運行。

2019年10月,銀保監會印發的《關于印發融資擔保公司監督管理補充規定的通知》提到,為各類放貸機構提供客戶推介、信用評估等服務的機構,未經批準不得提供或變相提供融資擔保服務,并明確融資擔保業務機構將嚴格實行牌照管理,進一步夯實了準入門檻。

多個層面的監管政策齊頭并進,令不同性質的融資擔保機構回歸自身使命,力圖肅清行業亂象。

破局之劍——零售擔保

經歷了多重亂象后,承受著污名化的指點,民營融資擔保機構應如何破局?

監管只能整肅行業風氣,要實現商業可持續性還得靠自己。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通過融資擔保促進普惠信貸研究報告》指出,民營融資擔保機構應修正自身較為單一的商業模式,拓寬與銀行機構的合作范圍,比如完善風險共擔機制、為銀行提供風控輔助功能等,規模較大、實力較強的機構可通過應用金融科技提升自己的風控能力,實力稍微較差的機構也應夯實自身的獲客能力,完成助貸轉型,改變單一的合作生態。

同時,明悉自身與銀行的定位差距,與銀行進行優勢互補,如利用自身不良資產的處置經驗幫助銀行處置不良資產。

此外,為提升自身抗風險能力,可進一步促進組織化、規模化、協同化發展。如創新擔保行業組織機制,鼓勵融資擔保公司之間通過股權紐帶加強聯合,鼓勵有實力的大型融資擔保機構與各地中小型融資擔保機構進行深度合作,改進管理模式、風控技術,提高業務成本效率。

從“對公擔保”到“零售擔保”的業務轉型也是提升抗風險能力的必要之舉。民營融資擔保機構當前主營業務中服務大中型企業單戶授信1000萬以上貸款的對公擔保業務占比極高。而零售擔保是指服務于單筆授信低于銀行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口徑(目前為單戶授信總額1000萬元及以下)、普惠信貸人群(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自雇人士、三農為主)信貸需求的擔保業務。

這一轉型符合政策期許,也契合民營融資擔保機構的生存之道。當然,這需要從根本上改變業務模式,存在一定困難但非常有必要。

發展零售擔保的意義重大,而且是發展普惠金融的重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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